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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读懂了江湖义气,你就读懂了中国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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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主讲 | 冯庆

      编辑 | 程迟

      硬核读书会第七次“硬核讲座”的主题是“中国人的江湖义气”。

      现在流行的国风、仙侠,上世纪流行的武侠小说、黑帮电影以及无数的歌曲,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传统社会“江湖”的眷恋与向往。

      那么多作品都在表达“江湖”和“义气”,但是它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,中国历史的哪些经验给予了它们至今仍然旺盛的生命力?

      似乎人人都能对“江湖义气”说上点什么,但是走进了,只看见一片写意的模糊。

      我们请到最近刚出版《中国人的义气: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》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冯庆,为我们细细讲述中国人如何制造“江湖”和“义气”,而它们又如何改变了中国人。

      本文为讲座文字稿,经主讲人审阅后发布于硬核读书会平台。

      

      何为“江湖”,何为“义气”

      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叫冯庆,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的教师。我的书《中国人的义气—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》近期出版,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中国人的“江湖”和“义气”。

      我们中国人经常把“讲义气”挂在嘴边,这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。这个词的日常含义相对而言是比较明确的,但是我们又很难从学术的角度给予一个科学的定义,也很难把它翻译成外语,所以我试图做的工作就是澄清这个词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意涵。

      

      主讲人冯庆所著《中国人的义气》,2020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
      我要首先谈一谈的就是江湖问题。因为我们一般说的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现象,大多发生在江湖这种现实经验当中。江湖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,很难翻译成外语。

      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澄清,我试图传达的是一种中国人的独特政治经验,再以此反映中国人在人情世故上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和智慧,然后审视它可能带来的一些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启迪。

      

      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码头城市。/图虫创意

      我是一个重庆人。在重庆这个码头城市的环境下,形成了一种码头文化,其他很多的码头城市,比如长沙、上海、武汉、广州等等,都有类似的码头文化体验。

      在码头文化氛围比较浓重的地方,大家都能够耳闻目睹许多关于所谓的江湖的故事。这些江湖的故事,说白了,其实就是一些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的人群的故事。

      贾樟柯有个电影叫《江湖儿女》,其实讲述的也是同样的故事。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,尤其是青少年大众文化当中,充满了对于江湖的想象,在小说、音乐、电视连续剧当中都有。

      

      贾樟柯的《江湖儿女》,就讲述了“江湖义气”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如何体现。图/豆瓣

      对于我们八零后、九零后这一代人来说,我们从小受到港台传入的江湖叙事的影响,比如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,通过香港的电影、电视剧,包括一些流行音乐,它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关于浪漫化的江湖的一些想象。

      但其实真实的江湖往往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。其中也会映射出一个问题,就是我们把江湖进行了浪漫化、文学化、艺术化的处理,把它搬上荧幕,或者写成小说,然后给青少年看的这样一个现象,其实就叫做“诗化江湖”,就是我这本书的副标题要表达的一个遗憾。

      我想要去研究的就是诗化江湖到底意味着什么,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行为,在其中是一个核心的概念。

      用我书里的话来说,江湖是一种现代的公共法理,难以下渗的社会网络,其实对于我们在社会转轨期间状态的直观体验,我们在码头城市文化当中经常能体会到这种江湖的氛围,尤其在重庆,在西部一些老工业城市,或者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,这样一些地区、小镇当中也能体会到这种经验。

      这种经验中国人一说就很明白,但是你跟外国人讲是很难的。在中国,江湖并不见得就是完全无法无天的状态,它是一个模糊地带,是一种在有法和无法之间的徘徊状态,它是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的秩序。

      这种政治处境和我们现实中,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游民群体,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江湖故事、江湖的艺术作品,讲述的几乎都是游民的故事。

      什么叫游民呢?我们在近现代史视野中可以看到,康熙年间以来,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。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化,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无法在土地上安顿,他们必然会四处迁徙,四处流浪。

      有些人会背井离乡,甚至是闯关东、下南洋、走西口等等,有些人进入了城市,他们成为了游民阶层。

      

      下南洋的福建人。图/维基百科

      游民阶层一旦去到一个崭新的、迥异的生活空间当中,就会想办法抱团,形成一个新的游民共同体。

      举个例子,当年很多人从内地漂流去了香港,他们去到香港之后,就会形成以同乡会、宗亲会这种机制为中心的一个新的共同体。

      这和西方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题材这种美学思维很接近,中国现代转轨的过程,其实也是一种浪漫化的过程,也就是游民化的过程。

      当然,在现实当中,这种生活并不见得多么美好,因为它意味着与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截然分离,从家族、宗族当中脱离而出,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打拼,而不得不通过与其他的同乡、朋友,以讲义气的方式形成一种类血缘共同体,就是彼此之间没有血缘,但是可以结拜为兄弟,或者结拜为姐妹,然后形成一种类似于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。

      其实说白了,就是一些帮会之类的东西,它其实是游民生活当中一种不得不为的现象。但是在艺术作品当中,它被美化,被加工了。

      当然我从美学角度要说的,并不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江湖秩序的好和坏,我们不谈论那个层面的东西。我们谈论的是为什么有人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表达江湖,并且要制造出一种诗性化的、审美化的江湖体验呢?

      

      制造“江湖”

      众所周知,中国人现在谈到江湖,至少在大众文化的领域当中,会想到金庸、古龙奠基的武侠文化,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们很喜欢国风。

      国风这种概念从哪里来呢?当然是从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影响我们的港台武侠、仙侠这些风潮当中,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      

      早年出版的《神雕侠侣》封面,用写意的山水画风格表达了“江湖”的概念。图/维基百科

      那么为什么武侠的江湖审美元素能够影响那么多中国人呢?其实里面有一种伦理的、一种审美的观念在起作用,那就是讲义气。

      讲义气能让一个人的形态、仪容变得更加美好,也就能让一个角色变得更加伟岸,变得更加高、大、全。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伦理的内核,它赋予了江湖人物卓越不同的审美的一种可能性。

      讲义气为什么是一个审美元素?我们知道,“义”这个概念在儒家传统的语境当中,并不是最高层次的伦理,比如说像仁、忠、孝,这些概念的根基性或重要性更强。但是“义”这个概念,往往在游民文化当中是一种带有组织性或者系统性的伦理概念。

      经过了两千多年儒家观念的洗礼,中国人对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等观念的认可,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。但是在民间的江湖文化当中,讲义气,加了一个气字,这个气其实是和人的身体节奏有关。

      

      了解儒家文化,必须从《论语》入手,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是对论语的权威阐释之一。图/豆瓣

      讲义气,就是说,你不必在心中过一遍这个大道理,但是你的身体、你的血气,直接的让你做出了某种反应。也就是说,所谓的讲义气,是一种日常的,已经潜移默化在你的身体节奏当中的一种伦理要素,这就是我这本书当中比较理论化的一个观点。

     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讲义气的行为呢?我在书里面就尤其强调,这和民间教化的艺术手法有关。

      以前在中国文化普及率不高的时候,大多数人不识字的时候,要让更多人受到一种儒家式的伦理教化的规训,肯定不能靠大范围的讲大道理,而要靠戏曲、小说这样一些艺术手法,就是民间文艺。

      当时的说书人就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,讲一个段子,或者给大家唱一段曲儿,用这种方式,他要讲述一个让大家能够喜闻乐见、耳熟能详的一个记忆点。

      比如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,这就是一个记忆点,大家就把它记住了,它的画面感、情节感很强,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,围绕这个故事就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仪式感。

      

      “桃园三结义”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关于“义气“的想象里。图/豆瓣

      在中国有俯拾即是的关公崇拜,很多学者甚至说,关羽才是中国的第一神明,这个话不是开玩笑,在任何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,不管你是从事哪一行、哪一业,你都会看到有人在拜关公,这就说明关羽的形象和意义,和游民文化密不可分。

      尤其海外华人游荡在海外,他必然要用这种“义”伦理去和陌生人打交道,而这个当中有两个层次,第一个层次是自我规训,就是你自己得发现有些事情你不能做,这些事情可能会给你造成许许多多的负面影响,所以说首先是自己做好;然后是和别人处好关系,这其实就是讲义气这个伦理当中的一个核心要旨。

      又比如说,在小说和戏曲当中经常会讲到水浒传的故事,会讲一些兄弟情谊。兄弟情谊也是个很重要的概念,它把这种历史的故事讲了出来,让这些目不识丁的游民能够尽快地被感召,成为有义气的人。

      那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这样一种传统的小说——比如说,以前说书先生讲一段故事,老百姓听了之后就把它记住了,在哪里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传统的延续呢?

      

      《鹿鼎记》的故事,是金庸对于“江湖义气”对底层民众规训的一种总结。图/豆瓣

      我举一个例子,金庸在他的封笔之作《鹿鼎记》当中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段子,《鹿鼎记》的第一回并没有讲述小说的主角韦小宝,而是在讲明末清初时一些大儒遭到清兵的迫害,后来陈近南这个江湖帮会的创始人拯救了他们。第二回才出现韦小宝,也就是《鹿鼎记》的主人公,那么韦小宝出场的时候,他在干什么呢?是怎么描述他的呢?

      他说,扬州市上茶馆颇多说书之人,讲述三国志、水浒传、大明英烈传等等英雄故事,韦小宝听书听得多了,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,眼见此人重伤之余,仍能连伤不少盐枭——这指的是茅十八。

      他看到茅十八重伤的时候还能有英雄本色,就对茅十八产生了仰慕之情。重点是后面这句:韦小宝以前听了很多书,书中英雄常说的语句便脱口而出。

      言下之意就是,在一种民间小说和戏曲的熏陶和教化之下,韦小宝这样一个目不识丁、缺乏教育的底层游民,依然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做出一种讲义气的行为。

      这个情节正好是金庸为自己这种小说写作提供证明、论证:我为什么写小说呢?因为我写的小说能够让很多目不识丁的游民、底层大众,也能够获得一些教育。什么样的教育呢?教你怎么做人,怎么成为一个讲义气的人,起到一种正面的伦理道德的意义。

      韦小宝这样一个人在市井中长大,也能够被熏陶成一种身体层面的讲义气,那么,其他人看金庸的小说,其实也能够被他感召。

      

      中国人的性格,被金庸融在韦小宝身上。图/豆瓣

      金庸其实有一篇散文专门讲韦小宝这个人,他说:“我一定是将观察到、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,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,融在韦小宝的身上,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、讲义气。”

      金庸认为,韦小宝这样一个底层游民有两个层次的性格。

      第一个是适应环境,一个游民去到陌生的环境,他能够马上适应,这其实就是中国的游民阶层,它具有这样的特征。

     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义气。比如他说韦小宝加入天地会之后,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,不过,这些道德观念与士大夫、读书人信服的那套不一样。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。

      金庸说:义气两字,春秋战国以来,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忽视。那么什么是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呢?其实说白了就是江湖中的游民。

      在一个充满了风险的陌生社会当中——也就是江湖中,每一个人都必须好好做人。韦小宝就是金庸特地塑造出来的一个好好做人、能够游刃有余地在陌生化社会当中生活的人,甚至是能够功成名就的一个人,不管是在庙堂还是在所谓的江湖。

      其实说白了,就是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,在金庸的最后一部封笔之作当中拔高了。金庸之前的小说里面有很多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,或者说是那些“侠”——不管是道家的还是儒家的侠。

      但是韦小宝显然不是一个侠,他唯一一个道德上的优点就是讲义气。也就是金庸把一切传统儒家给予的东西都剥离开之后,还有一个东西无法剥离,就是讲义气。

      这也就说明,不管你是从诗化的角度,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,这种伦理是不可或缺的。

      

      近代的“帮会江湖“

     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所谓的录像厅经验。

      大家可能都去过录像厅这样的场所,里面放的影像有一类就是香港的帮会电影。我后来专门做过一个香港帮会电影的研究,试图搞清楚,为什么香港人和部分台湾人喜欢拍这些。

      有很多浅显的理由,比如说有很多电影人可能有这个背景,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      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,香港本身是一个游民城市。香港很多的文化人,文化的生产者、创作者,他们本身就是游民,比如说电影人张彻,还有刚才提到的小说家金庸等等,都是从内地离乡背井去到香港,他们自身就是游民,只是是有知识的游民,就是所谓的游民知识人、江湖知识人。

      其他的芸芸大众,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游荡的、不安的生活体验,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当中或或多或少会意识到,自己要团结起来。

      团结起来要依靠什么样的一种伦理机制呢?就得是讲义气了,所以就得有一种艺术的、文化的描述来告诉他们怎么讲义气。

      所以会有很多文化人写小说、拍电影,来讲述这种中国游民社会古老的讲义气的组织方式,很多香港的黑帮电影当中都会有仪式,有各种各样对于帮会文化的描述,它在不断地重复晚清民国以来,帮会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冲突。

      里面有很多糟粕,有很多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,但同时在拍摄和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,这些东西又会被赋予一种神秘的光晕,使它诞生出一种让人格外陌生,却又熟悉的审美趣味。

      

      杜琪峰的《黑社会》是对帮派文化和“江湖义气”的一种反思。图/豆瓣

      举一个例子,杜琪峰的《黑社会》。这部电影里就充满了对帮会文化的渲染和表征。不光是这个,更早的时候,比如说八十年代的电影《洪门三柱香》,其实完全就是在讲述洪门这样一种秘密社会,讲述当年的地下帮会、江湖社团,讲述它内部的仪式、机制,包括一些秘密的手势、暗语,茶碗阵等等。大家看到我这本书的封面就是几个茶碗阵。

      我们知道,中国辛亥革命其实也依靠了两支重要的力量,一个是会党,一个是新军。

      会党,就是像天地会、洪门这样一些秘密社团;新军是另外一个系统,是曾国藩、李鸿章以来的地方武装,这个也不用多说。

      在当时,会党是重要的社会革命的有生力量,在毛主席对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当中也提到了流氓无产阶级、流氓无产者,其实就是这里讲的游民的组织,就是帮会。

      

      平山周的《中国秘密社会史》,讲述了辛亥革命和帮会的关系。

      当时一些跟孙中山搞民主革命的日本人,比如平山周就写过一本书,叫《中国秘密社会史》,这本书的序言是大学者、大革命家章太炎写的。章太炎在里面就讲到,会党、帮会这个系统能够成为进步力量,其实就是利用江湖中这些人物的力量,然后来推翻满清政府等等。

      所以它其实在近现代历史当中曾经有光荣的一面。在后来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演绎、故事、电影、小说当中,他们会呈现出一种悲剧英雄般的形象,他的仪式、仪礼也会在一种美学的表达当中延续下去。

      

      《十月围城》这部电影,讲述的就是社会上各种人物推进革命的故事。图/豆瓣

      但是,在现代社会当中,这些东西往往也显得格格不入,尤其是其中这样一种讲义气的机制。

      如果看过杜琪峰的《黑社会》,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大头,这个人动不动就要背帮规,比如私劫兄弟财物,必将死在万刀之下,这是当年的洪门三十六誓,这是帮会中的一些誓词、帮规。

      但是在现代的语境当中,在一个特别残酷的利益博弈环境当中,讲这些话就显得格格不入,显得很傻,但同时又让人很感动,它其实是一种很古典的审美观感。

      总之,在这些香港电影当中,谈论黑社会中的道义、讲义气,或者说兄弟情谊等,我们知道有很多作品,比如吴宇森的《英雄本色》,强调的就是很古典的一种讲义气的方式。

      

      吴宇森的《英雄本色》,强调很古典的一种讲义气的方式。图/豆瓣

      在这之前就是他们的师父张彻,张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讲述“义”的问题,它往往是和英雄人物的牺牲,和他大义凛然地为兄弟,或者为更高的目标而牺牲的这些行为分不开。比如狄龙、姜大卫,他们那时候的银幕形象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形象。

      而且它往往是以一种很阳刚、很美好的、雄性的、男性的身体来呈现,包括李小龙的身体。香港武侠电影、功夫电影,其实是男性的身体,阳刚的、威武的、健壮的身体,和讲义气这种内核紧紧地绑定在一起。

      就像关云长关公的身体这样一个形象,他和一种挺拔的、崇高的、讲义气的品格结合在了一起。

      在后来的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中,这种讲义气的形态,就和青春叛逆的冲动,和身体的节奏又结合在了一起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

      

      《古惑仔》是青年一代对“江湖义气”理解的代表。 图/豆瓣

      但是我们会发现,经历了张彻的电影,包括后来张彻的弟子们如《英雄本色》这些作品,再到更后面九十年代中期的《古惑仔》这些作品之后,香港有更多的导演开始拍反义气题材的电影,出现了很多反江湖题材的作品,他们对于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进行了反省和批判。像《江湖告急》、《一个字头的诞生》,都带有黑色幽默的性质。

      由张彻、金庸、古龙奠定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游民江湖文化、讲义气的文化,就会让位于这样一些反江湖叙事,传统的义气叙事遭到了质疑、追问,和再度的升华。

      杜琪峰的《黑社会》其实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电影,包括它的第二部《以和为贵》,更显著地表达了对义气这种伦理的质疑,以及跟义气相关的男性气质,和与之相关的江湖的规章制度的文化,这些都遭到了质疑。

      但事实上,只要还是游民社会的生存状态、江湖的生存状态,义气的机制就很难彻底地抽离。因为它意味着,你在当中没得选择,行事必然要去依据这样一种伦理。

      

      《扫毒》用更为艺术的方式表现“义气”这一主题。图/豆瓣

     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导演和艺术家依然还会以各种方式坚持着对传统、义气和现代价值观的有机整合,我们可以看到后来《扫毒》这样一些电影,也是在表现兄弟义气,但它可能更艺术。

      

      音乐中的“江湖义气”

      同时我们在一些音乐当中,也能感受到这种义气的审美风格,比如黄霑的作品,这是一种讲义气的、江湖的音乐,比如沧海一声笑、男儿当自强,这些音乐的雄性气质非常显著;同时,它也和个体自由这种豪情,一种有担当的体主义品质结合在一起。

      在音乐层面,我们能看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推进,就是把这种游民文化当中的讲义气,逐渐地推到更高层次的、现代人的公民美德的层面,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去琢磨的话题。我在书当中也有一些描述。

      

      说唱歌手Gai的歌曲里,有非常明显的“江湖义气”指向。图/豆瓣

      比如我们今天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文化当中,说唱文化当中也有所谓的江湖流说唱,这是这些年出现比较多的现象,其实也反映了我前面讲过的,对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江湖文化的一种自觉的继承,同时也是对三国、水浒这些更传统的文化的自觉继承。总而言之,这个传统没有断裂过,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。

      大家如果对上述这些话题感兴趣,可以去我的书里寻找更多的细节和例证,里面还会涉及到对于张彻、徐克、杜琪峰的电影,包括对黄霑的音乐,以及很多爱国歌曲的分析。

      我从这些案例当中试图发掘的东西,不仅仅是江湖文化到底是什么、诗化江湖到底是什么,也不仅仅是讲义气究竟意味着什么;我还试图去寻找一种华人能够瞬间在身体层面反应出来的共情机制,由此我们可以展开一系列关于社会共同体凝聚的讨论。

      所以,我这本书其实要思考的,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什么层面,能够实现更加广阔的、更加有情有义的一种情感共同体,这是我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抱负。但我不知道我到底做到没有,可能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,也期待在跟各位的讨论中,帮助我进一步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。

      

      读者提问

      1、您提到码头文化、帮派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,是不是可以把中国的“江湖”和意大利的黑帮做个比较,似乎它们都被艺术浪漫化了。

      答: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,确实是这样。

      当年《教父》这种电影出来的时候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意大利黑帮洗白,其实也是要把它的形象给诗化。但它诗化的逻辑很有趣,它是要宣传这种黑社会家族具有某种传统伦理的担当。

      

      《教父》,讲述美国意大利黑帮家族的经典可以与中国的“江湖”做对比。图/豆瓣

      它确实也有这样一个层面,只是这个传统伦理是基于人性的普遍性,就是基于父慈子孝,或者兄弟的血缘关系。它不像中国人,讲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一种义气。

      所以,西方人所重视的这种浪漫化,我们也不能称之为江湖,就称为地下秩序吧。它更多的是要凸显出其中黑暗的一面,以及其中人性的扭曲,和最后艰难的抉择。比如说阿尔帕西诺演的小教父就是这样的状态。它也反映出当时波谲云诡的黑帮斗争等等。

      它的浪漫化其实是要反映这些东西,而不会像中国人一样,把非血缘的人之间的情感机制讲得非常到位,也不会去表现男性身体的美感。所以大家看到,老教父也好,小教父也好,都是用西装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包裹起来的。但中国的武侠就会脱衣服打架。

      这是因为中国人有戏曲的文化,这是表演性质的文化。我们说“三国演义”,“演义”,是要把“义”给演出来。怎么演呢?为什么要演出来呢?因为它面对的游民阶层,是很难通过大道理,通过抽象的义理得到感化,而是要通过直观的形象,通过身体的表演被感化。

      所以中国的这些江湖电影、武侠电影,都是直接用身体表演一个故事,表演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等等。

      其实就跟吴天老师的《向前的记忆》中所写的,和向前冲这个身体姿态非常有关系。这种东西很直观,很简单,但同时它能够深深铭刻在你的脑海里,留下深刻的记忆。

      

      “经验史”系列的另一部作品,吴天的《向前的记忆》。图/豆瓣

      这和西方的黑帮电影所带来的刺激感是不一样的。西方的黑帮电影,拼杀搏杀都是靠热兵器,《教父》也是这样。后来不管是昆丁的电影,还是斯科塞斯的电影,都是如此。

      但中国即便用了热兵器,它也是把冷兵器给热兵器化了。比如吴宇森拿着两把枪,但是这两把枪其实是两把刀,它就是古代游侠的两把刀,或者独臂刀。其实这种章程是从古典的戏曲,从戏台上的表演方式中延续下来的。

      所以中国的这些武侠电影,它打斗的时候是打得比较慢的,也是从戏曲当中吸收了营养。

      虽然说它的刺激性没有晚近的动作片那么剧烈生猛,但是实际上它带来的仪式感更强,也让人能够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些姿态,包括英雄殉道的姿态,为义气两肋插刀、最后牺牲的姿态,这些都流传了下来。这就是中国讲义气的电影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。

      当然,如果从更加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说,西方的黑帮文化源自于文艺复兴以来城镇当中的家族文化。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美第奇家族,它其实就是一个黑帮家族,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城邦当中,能够占据强大的政治主导地位,就在于他们家族比较蛮横,就像黑帮一样无恶不作,但同时又有钱有势。

      

      美第奇家族的画像。图/维基百科

      西方很多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种黑帮情结。在17、18世纪,资本主义刚刚开始上升的时期,城市的游民相当多,有很多犯罪小说,或者说是游民小说、流浪汉小说,其实反映的都是这种局面。

      但是它们大多都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。比如说写过《鲁宾逊漂流记》的著名的笛福,他还写过一本书,叫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,讲述的就是一个女性底层游民一辈子在犯罪边缘试探的过程,同时她的生活过得非常惨。它就是描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转轨阶段、资本主义的上升期,必然出现这种游民文化,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文学艺术表达。

      中国的很多话题,很多文学的传统,其实也吸收了西方这种文学的传统。

      2、“江湖”这个概念是否在今天已经式微?好像它在移民社会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、被发扬光大。而在中国大陆,原创的“武侠”影响力不及港台和海外。

      答:说得对。在民国的时候,武侠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,在鸳蝴派(鸳鸯蝴蝶派)的武侠小说当中,包括国民党对于革命志士的官方宣传,也会强调这些特征。

      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东西它就不重要了?就在于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,要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治理,因此也就注定要对这种分散不拘的游民状态进行彻底整治。可以看到,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大陆的几次运动,都是为了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。

      包括我们记忆犹新的80年代扫除盲流的运动,对流氓等现象的定义,以及对犯罪的规定,到90年代的扫黄打非,包括最近的扫黑除恶,其实都是为了社会基层治理。

      基层治理不能容许有法外之地、法外之徒;虽然事实上肯定还是会存在,但是至少在法理上,在治理的层面上,在理念上,都必须对它进行规训。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,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我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统一完善。

      在海外的一些地方,因为它的事实治理相对而言比较紊乱,所以这种叙事相对就会比较多一点,在港澳台地区也是如此。

      

      香港有非常明显的游民社会的气质。图/香港旧照片

      凡是在一个主权界限不是那么鲜明的地区,它就会有大量自发涌现的、例外的主权现象、共同体现象出现。而讲义气存在的意义,其实就是为了调整诸方势力的博弈和斗争。香港黑社会电影中讲义气的所谓仪式、规定,都是为了解决冲突、化解冲突。

      

      本期坐馆 | 冯庆

      本期编辑 | 程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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