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《求是》杂志刊发高层重磅文章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》，里头指出：

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，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，避免‘一市独大’的弊端。”

　　众所周知，这几年“强省会”成为潮流，甚至可以说是中西部行之有效的崛起途径，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。

　　当下中美对抗升级，内循环箭在弦上，高层却罕见提出“中西部避免一市独大”。

　　背后的玄机，绝不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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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， “避免一市独大”与“强省会”是否矛盾？

　　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记得2018年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中，有多个省会城市被点名“引领带动作用不够”，比如个沈阳、南京、哈尔滨。

　　当时的措辞包括“龙头作用不够”、“省会作用不够“、“中心城市作用不够”等等。

　　2019年，同样在《求是》杂志上，高层还撰文《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》，点名武汉、郑州、成都、西安这4座中西部省会城市，表扬“发展势头较好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。”

　　图源：澎湃新闻

　　就在不久前的8月24日，陆铭作为当批最年轻的专家，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，与高层面对面。

　　饶有意味的是，陆铭著有《大国大城》，一直坚定支持发展大城市。

　　这在当时被普遍解读为中国城镇化路线或将转变，具体表征之一就是“强省会”模式会更加明显。

　　现在没过多久，风向标变了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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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，我特意回翻了过去几篇文章。

　　2018年中央巡视组那一次的点名，被普遍解读为省会带动作用不够。

　　实际上，那次被点名的有厦门、沈阳、大连、济南、青岛、南京、哈尔滨7座副省级城市城市。这里面不仅有省会，还有非省会城市。

　　因此，非省会城市其实也需要承担龙头作用，经济带动作用。这一点，完全符合高层培育多个中心城市的精神。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“双子星模式”多出现在沿海省份，比如沈阳VS大连，济南VS青岛，南京VS苏州，杭州VS宁波，福州VS厦门，广州VS深圳。

　　这里没有一座中西部城市。所以这些试图强省会的地方，并没有在高层所提及的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，避免‘一市独大’的弊端”的涵盖范围内。

　　我们再看看2019年《求是》杂志《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》原文表述：

“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。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，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郑州、成都、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。”

　　对武汉、郑州、成都、西安4座中西部城市的表扬，是归在“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”这一论述子集下的，说明高层先承认了区域与城市“极化”这一事实。

　　而且表扬它们“发展势头较好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”属于对现实的客观描述，等于没有明确支持“强省会”，也没有明确反对。

　　而陆铭参加座谈会后，高层也并未明显提出中国城镇化路线的变更。而国家之前的思路以徐匡迪为代表，“新型城镇化必须严重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”。

　　说白了，决策层从未有矛盾表述。“强省会”是近年民间鼓吹与市场行为、地方政府行为。

　　但如今高层提出“避免一市独大”，又是出于什么用意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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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城市体系里，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竞争维度。城市的竞争，无外乎人口、人才和产业三个维度。

　　除了一线城市和少数强二线城市，绝大多数城市抢人，首先就要从自己本省的人口盘子里面来挖潜。

　　“强省会”最重要的意义，就在于它具有显著的人口吸引力。在人口老龄化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、人口规模即将见顶，各个城市展开“抢人大战”的背景下，一个省份能不能抢到人，关键就是看省会城市。

　　成都、武汉、郑州、长沙、合肥这几年的进击之路，似乎证明了“强省会”是中西部内陆省份唯一可走的一条路。

　　图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

　　但这些预设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盘，就是中西部省份，尤其是中西部大省的人口。

　　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郑州这4座中西部城市，所在省人口至少都在6000万量级。其中河南、四川甚至是1亿量级。

　　以成都为例，成都实际管理人口约2200万。这当然值得正面解读，彰显了城市的活力与魅力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也意味着在现有技术和管理条件下，城市接近承载量的天花板。

　　按国务院之前的批复，北京、上海常住人口规模要控制在2300万、2500万以下。为达到这一目标，北京、上海只能严防死守。

　　如今成都管理人口突破2000万，武汉离2000万也不远了。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中西部继续“强省会”之后，是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京沪类似的成长烦恼。

　　所以，要避免一城独大。

　　那么，减掉成都、武汉的2000万，四川、湖北分别还剩8000万、4000万，这部分人还能不能拥抱城市化，还能不能享受城市的美好生活呢？

　　答案是肯定的。但实现起来，就需要在“强省会”之外，培养“副班长”。

　　此外，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，中国在时隔55年之后，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再次出现“备战”的词眼。

　　“备战”与“内循环”相得益彰，让中西部又迎来了战略“备份”的机会。

　　按照同样的逻辑，既然国家不能把宝全压在东部沿海地区，需要在中西部“备份”。那么，中西部省份把“鸡蛋”都放在省会这一个“篮子”里，显然也不是唯一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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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特别补充一点，这一次说的是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”。那么大家关心的问题来了，谁是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？

　　图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

　　要知道，省会首位度偏高本来就是中西部省份的普遍特征，“强省会”比比皆是。

　　不同于大家的印象，中西部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居然不是成都、武汉，而是银川、西宁、拉萨。但考虑到这些城市所在的西北、高原省份的实际状况，主要囿于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，确实不能放弃“强省会”。

　　剩下中西部省份中，湖北、河南、湖南、四川、陕西、安徽、广西都可能需要多元化。

　　其中，最应该的还是四川和湖北。

　　首先，成都、武汉作为省会，拥有较高的城市地位和区域声望，都是副省级城市、国家中心城市，也是传统的大区中心城市。2019年GDP总量分别高居全国第7、第8位，这也是广州之后，中国省会城市的第2、第3位。

　　两个城市在省内都拥有极高的首位度，均超过35%，接近40%。首位度太高了。

　　图源：DT财经

　　第二，四川和湖北都是大省，2019年GDP总量分别高居全国第6、第7位。如果这样的大省能够搞成多元化，更有示范性意义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高层曾要求四川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，健全城乡统筹、区域协作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，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板块，推动各区域共同繁荣发展、同步全面小康”。

　　四川随即于2018年4月提出构建“一干多支”发展格局。当年5月24日-6月15日，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先后前往绵阳市、德阳市、自贡市、宜宾市、泸州市、南充市、达州市调研，希望这些地区在全省“一干多支”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　　2018年6月29日至30日，四川省委召开十一届三次全会，作出实施“一干多支”发展战略，构建“一干多支、五区协同”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。

　　其中以宜宾、泸州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川南城市群拥有长江黄金水道，食品、机械、化工等产业基础厚实，智能终端、轨道交通、通用航空等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很大。

　　湖北更是早在2010年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“一主两副”，明确了襄阳、宜昌的副中心地位。

　　宜昌的航运条件明显，2019年更是力压武汉，作为湖北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国家物流枢纽。襄阳则主打陆权，位于郑州-重庆高铁与武汉-西安高铁的十字相交，是湖北省内仅次于武汉的高铁枢纽，在整个中西部高铁版图都占据重要战略地位。

　　2017年，湖北把“一主两副”扩大成“一主两副六极”，六极包括黄石、荆州、荆门、黄冈、孝感和十堰。

　　四川、湖北当仁不让还有一个原因。如今成渝继续京津冀、长三角、大湾区之后，成为第4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长江中游会是第5个。

　　但这两个城市群内部“塌陷”情况较长三角、大湾区要严重，这会制约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。如果能多培养几个增长极，则利于城市群的产业协同与长远发展。

　　考虑到成都、武汉的已有地位，多来几个小兄弟帮自己，并不会削弱竞争力。倒是郑州、长沙需要好好考虑，目前省内首位度不算高，如何避免自己独大，还能保持住自己的吸引力？